1979年2月16日凌晨，总参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。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低沉的声音：“边境方向，最合适。”有人犹豫，他加了句，“谁若拿不准，可以先尝尝他那股刀锋似的劲。”十几秒后，会场静了。决定就此拍板，披着大衣上了火车。这场临时通电成为六年后“南下送酒”的伏笔。

　　回溯时钟，两人初见是1938年秋末。华北太行深处，129师机关驻地燃起篝火，正同政工干部讨论扩红，忽听哐啷一声，大刀刃口劈开酒缸，酒甩成半弧。扛刀喝道：“兄弟们拼命，难得一口热酒！”走过去，拍拍他黝黑的手背：“酒得留着慰劳伤员，你我先熬过眼下。”就这一句，结下半生交情。

　　1947年冬，淮海战场泥泞漫膝。总前委几个人站在土台上，一个凉壶在手里晃得哗哗响。接过来抿口，舌尖一苦：“这是哪路酒？”乐了：“刚俘来一个补给队，茅台四瓶，我先验质。”二人相视一笑，却把酒埋在麦垛下，誓言胜利后再开封。战役结束，忙于收编和整训，四瓶酒被散装转运，瓶底贴的星号各自流落。

　　1953年初雪，朝鲜归来官兵在北戴河洗尘。食堂领来茅台，掂了掂酒桶，皱眉嗅味：“前方冻土里匍匐，可不能后方暖炕上整这一口。”翻资料抬头回答：“火线和后方一样重要，统一后勤才能打长仗。”二人据理相争，最后达成一致：取消“”字样，节省的配额全部换成棉被送向前沿。这一回合让二人都觉得对方靠谱。

　　1969年春，国家局势动荡。因直来直去，遭受诘难；同样陷入非议。有人提醒“要见风使舵”，他回答得干脆：“老邓再犯错，也在前线背着枪。”那几年，外界风雨骤变，二人联系极少，却在各自日记本上留下同一句——“难得糊涂，但不可不直”。

　　时间跳到1985年2月1日，南京东郊宾馆。窗外腊梅沾雪，室内炉火噼啪。搁下旅行包，掏出两瓶茅台，封膜泛着温光：“八十岁，不算老。”眉梢一挑：“喝了它，接着干。”秘书把杯摆好，却执意换成粗瓷茶缸，理由简单：“战壕里就用这种口径。”两人对饮半杯，都没再倒，老人心知肠胃承受有限，情分却在酒面荡起的细纹里蔓延。

　　同席老兵回忆，彼时气色尚好，一抹银发扫在军帽边，精神头比年轻警卫员还硬朗；穿一双旧布鞋，鞋面泥痕没擦干。拍照时，摄影师提醒靠近点，突然把胳膊搭在肩上，大嗓门冲镜头喊：“快，留个板儿砖大的像片！”快门一按，胶片收卷，成为他们最后的同框。

　　生日过后四个月，在南京总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并不乐观。隆暑夜里，他常盯着床头柜，那张生日合影被他剪成半掌大，塞在枕套里。护士偶尔听见他嘟囔：“酒呢？还有几瓶？”没人敢回话，只有微亮的监护屏闪烁红光。

　　10月22日，病危通知发出。值班员连夜通报。电话里，沉默许久，只说一句：“他若想喝，再倒满。”去世当天，礼堂致祭用的竟是大瓦盆装茅台，盆沿画着粗黑边，符合他“痛快、大口”的脾气。参与布置的参谋回忆，酒液被舀到坛口溢出，微苦的焦香摊在空气里，“像在前线烧火药”。

　　送别仪式结束，按老规矩倒了三杯：一杯祭前线兄弟，一杯敬八十寿辰，一杯留给自己。最后他没喝，只把杯轻轻扣住：“老许不在，不好开席。”桌上那瓶茅台封口未动，瓶身贴的歪星痕迹已模糊。工作人员随后将其归档保管，编号“86-1”，注明“遗酒”。

　　多年后，有研究者检索军委档案，发现1947年那四瓶茅台的流向记录：陈毅那瓶已空，那瓶碎于风浪，粟裕那瓶撒入江水，这瓶封存，中断了“胜利后共饮”的原初约定。纸页角落留一行字，字体稚拙，大概出自当年的通讯员：“如果连兄弟也凑不齐，酒再醇也淡。”

　　合影的底片保存在老战士陈列室。照片里，两位老人的眼神并未因繁花似锦或功名显赫而改变，仍是抗战岁月里那股笃定。研究者走进展柜，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细节：肩章压角略高，似在提气；左肩微斜，像让相机多捕一点战友的轮廓。镜头定格之处，不是挥别，而是继续守望。